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并非一个仅涉及具体个罪保护法益及其解释适用的纯粹部门法问题。若仅立足刑法内部视角，缺乏对我国个人信息流转现实生态的关照，就会陷入只关注保障个人信息自决的终极目的，而忽视以合比例分配个人信息处理风险为指引，构建有效个人信息保护激励机制的误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制度功能，在于为广义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体系划定底线。以“个人信息识别的法益+个人信息保护合规风险”作为判断法益侵害性的实质根据，可以为该罪确立妥当、明确的适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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