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玉新
【出处】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 微信号：hprclaw（作者授权中国律师网发表）
【发表时间】2017-06-28
【全文】
作者：闫玉新，海普睿诚律所执行主任、高级合伙人
我至今执业已近二十年，回想当年执着于选择律师作为职业，是受了影视剧中身着法袍、头戴假发、法庭上侃侃而谈、谈笑间拯救无辜女主角于危难之中的律师形象影响。执业之后才发现，原来在我们国家，律师是不戴假发的。在公众眼里，律师的形象也不全都是高大上的。
有的人眼里律师为正义奋斗，有的人眼里律师“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甚至有人认为律师“为坏人说话”——也不是什么好人。社会舆论中的律师常常有“正义的卫道者”与“邪恶的帮凶”双重角色……公众对律师这个职业或多或少都有些好奇，这次花海中的演讲，主题又是美与好奇，我和大家聊一聊律师眼中的美——正义。
律师眼中的正义是什么样的呢？
律师眼中的正义首先是程序正义。
甚至可以说，没有程序正义，就不会有正义存在。最近，河南驻马店发生了一起车祸，相关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受害人在斑马线被一辆红色轿车撞倒，在一分多钟的时间内，有多名行人和车辆经过，竟无一人施以援手，直到受害人被第二个车辆再次碰撞碾压致死。这段视频刺痛了每一位观看者的心，在我们指责和震惊于路人冷血的时候，不免联想这可能是一次缺乏程序正义的审判带来的恶果？
2007年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著名的彭宇案。徐寿兰老太太在公交车站被碰倒在地，彭宇声称是他发现老人倒地，将其扶起并送往医院。事后双方发生争执，徐寿兰指出彭宇就是把她碰倒在地的人，彭宇却称自己是见义勇为。为此诉至法院，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最后判决彭宇对徐寿兰的损失承担40%。
我们姑且把案件的结果放在一边，来看一看法院认定彭宇应当承担责任的原文：“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因为彭宇非但扶住了老人，没有抓住撞人者，还把老人送到医院，垫付了部分治疗费，所以法官就从人性恶的角度认为不符合常理。这是一种可怕的逻辑，它违背了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且是一种可怕的“有罪推定”，它使得任何施救者，都面临着如果不能自证清白就可能被索赔的法律风险。
驻马店事件发生后，最高人民法院发了一个长长的微博，认为彭宇案的真相就是彭宇撞了人，因为彭宇虽然不服一审判决，但是二审双方达成和解彭宇撤诉了，人们不应该再把自己的冷漠推给彭宇案的判决。我个人对彭宇案并无偏见，法院的认定也可能就是真相本身——但这种缺乏程序正义的判决已使真相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其给了善良施救者太高的救助成本。
在对“如果遇到老人倒地，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的调查中，有55.6%的人选择直接走开，仅有5.4%的人选择毫不犹豫主动扶起来。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一支水流，而错误的司法判决则是污染了整个水源。”所以在律师看来，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前提和保障，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正义可言。
律师眼里的正义必须是个案中的个体正义，而不是社会理解的一般正义。
简单说，这种正义就是穷尽一切合法手段让自己的当事人胜诉。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德肖维茨说“检察官都倾向于把无罪的人说成是有罪的，律师则相反，倾向于把有罪的人说成是无罪的。律师必须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力的抗衡和平衡。”当辩护律师代表一个哪怕确实有罪的当事人时, 他的职责也是尝试用所有合理合法的手段, 来证明控方指控的事实不成立。
我们来看一起1994年轰动美国的著名案件——辛普森杀妻案。案件一开始，几乎所有证据都指向辛普森就是凶手，比如现场两处发现辛普森的血迹；提取的毛发与辛普森吻合；现场和辛普森住宅发现的血手套是同一副，两只手套上都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血迹。检方证据堪称“血证如山”，辛普森涉嫌杀人似乎已是无法抵赖的事实。
但在庭审辩护时，辩护律师提出洛杉矶警察的证物保管方法不当。按照规定新鲜血痕要用专门的塑料袋包装，而警察是用普通的纸袋，这就有可能使血痕受到污染，而DNA检验是很精密的，因此这个鉴定结论可能不可靠。另外，袜子两边的血迹竟然完全相同，根据常识，假如袜子当时穿在脚上并出现在杀人现场，左边外侧的血迹绝不可能穿过脚踝直接浸透到右边内侧。只有当袜子不是穿在脚上，血迹才可能左右浸透，并形成一模一样的血迹。换言之，袜子上的血迹很有可能是被人涂抹上去的。辩方还发现，在血袜子上有一种EDPA的化学物质，而这个物质人体中是没有的，这更说明血不是被害人流出的，而是在保管时染上去的。
对另一核心证据，沾有被害人血迹的手套，在审理中辩护律师突然要求辛普森在法庭上戴上手套，结果，辛普森在众目睽睽下竟然无法戴上。而负责办案和入屋搜查证据的主要警察证人福尔曼，还被辩护律师指出曾经在一次访谈中41次用黑鬼描述黑人，而辛普森正是黑人。福尔曼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倾向，这严重地摧毁了福尔曼证词的可信性。
案件的结果，辛普森被陪审团一致判定无罪。事情并未到此结束，辛普森在多年后出版《假如我做了》一书，以假设的口吻描述了如果是他做的案，他会如何杀人——这等于间接承认了杀妻事实。那么问题出来了，假如辛普森真的杀了人，那场世纪审判判决辛普森无罪到底是否还符合正义？
可能和社会公众的看法不同，在律师看来，即便辛普森真的杀了人，那场世纪审判的结果依然是正义的。因为没能证明辛普森杀妻，是警方和控方的证据不足，取证程序违法，而不是律师辩护的过错和责任。在控方的证据存在巨大瑕疵的情况下，判决其有罪才非正义，因为不符合个案正义和个体正义的原则。
习大大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想这也正是律师的职责所在。指控犯罪事实，是代表国家权力的控方的责任，律师的责任是在每一个人被控有罪的情况下为他辩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律师失职。我们承认，律师对个案正义的追求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损害部分的社会正义。但正是这个看似矛盾的逻辑，以及在个案中律师对每个当事人胜诉的不断追求，才最终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社会正义的实现。
律师眼里的正义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公平地站在法律面前接受裁决。
即使当事人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他依然有权利把他的情况、看法、思想传达出来。而律师，无论他认不认可当事人的立场，都有义务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当事人把诉求清楚、准确地传到法官的耳朵里，接下来就让法官去判断。律师角色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给予当事人以法律帮助。将维护社会一般正义理解为律师的职责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甚至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正义观。正如西谚所说“一百个人眼里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律师的职责只能是站在法律的角度，使其受到平等的对待，而不是使其屈从于难以捉摸的社会正义。
雷洋案中其被指控嫖娼，在抓捕过程中，警方称雷洋抗拒执法企图逃跑，被采取强制约束措施后突然身体不适，送医途中抢救无效死亡。雷洋家属和雷洋人大的校友则通过网络持续发帖，要求对雷洋尸体尸检，并坚持认为雷洋是因为遭受暴力执法导致死亡。此后本案受到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在舆论压力下，北京市检察院以涉嫌构成玩忽职守罪对五名警察进行了立案。
那么问题来了，在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一边倒地认为涉案警察有罪的情况下，这些警察是不是还配得上一场正义的辩护？他们以非正义的方式对待了雷洋，所以他们也不配被公正的对待？在律师看来，所有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都应当受到同样的尊重与保护，这些警察当然也不例外。
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任何一个人在未经法院判决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意味着不论犯了什么罪行，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审判和辩护的机会。只有给那些看似有罪的人平等的审判和辩护权，才能避免我们每个人成为下一个“雷洋”。
西方有句俗语曰：“Good lawyer ，bad man。”（好律师，坏人）。一个好的律师或者一个好人，是否意味着只接受“好人”的委托，而拒绝为“坏人”辩护？我认可田文昌律师的回答“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律师是法律赋予的一种职责，通过特有的为当事人辩护和代理的一种方式，达到维护法律正义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