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宝引证码】CLI.A.0101204
【学科类别】法律心理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7年
【中文关键字】自决权
【全文】
前几天孕妇坠亡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有舆论批评产妇家人，有的矛头指向医院，信息的繁杂让人难以判断孰是孰非。当前医患矛盾较为激烈，尤其涉及生育问题，一旦出现死亡事件就会纠缠不清，如2016年高龄产妇在北医三院不幸去世的事件，就曾引发轩然大波。在剧情经常反转的情境下，我并不想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哪一方，只想说人命关天，要提前规划和未雨绸缪，尽量不要用血的教训来改变法规或陋习。
对华人女子来讲，生儿育女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个人的体质因人而异，对疼痛的感知也不一样，有的人对生产的描述是腰一酸孩子就生下来了，疼神经敏感的人则显然要遭罪的多。总的说来，个人的情况自己最清楚，由医生与产妇商量最妥当。从西方国家经验来看，只要产妇意识清醒，都是医生直接征求产妇意见，基本无视丈夫或父母的话语，因为患者对自己身体情况最了解，根据医生的专业知识基本可以做出理性判断；其他人的意见可以视作浮云，这是对产妇人格的尊重，也更好的保障了患者权益。
中国医院可能被医患矛盾吓怕了，更多想着怎样规避责任。此案中，医院一直用家属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做挡箭牌，看似有理有据，实则行动僵化和显得缺乏人情味。双方针锋相对的是，到底医院是遵从家属的意愿不剖宫产？还是家属声称的要求剖宫产却遭到医院拒绝？这也是舆论和看客关注的问题。但关键问题是——产妇已经要求剖宫产了，却为何遭到医院的无视，仍然拿着以往签署的授权书说话？产妇意识清醒，多次明白无误的表示要求剖宫产，意愿清晰明确，可视为取消授权。就算是遗嘱也可以变更，且以最新的为准，产妇的授权为何就不能变动呢？从法理角度分析，这解释不过去，从道义上来讲，医院难辞其咎。
或许医院会喊冤枉，说是依据法律行事的。以《侵权责任法》第55条为据，“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另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似乎证据很充分。但从法律位阶分析，《侵权责任法》高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应以前者为准。现实操作中，医院往往强制或诱导患者授权家属签字，把患者的生命处置权转移到家属身上，这等于把决定女性生死的权利转移到无血缘关系（可能也并无感情）的丈夫等人身上，此种做法合理性有待商榷，所签署的授权书合法性让人质疑。医院不懂得变通，家属若再坚持顺产，生理上的疼痛，加上心理上的绝望，或许就成为压垮产妇的最后一根稻草，悲剧也就难免了。
风俗习惯同样不利于产妇。明明是不可理喻之事，在有的人眼里就是常态。有次在城乡结合部听到几个外地女人对话，那时北医三院事件炒的正热，一个中年大妈说，“我觉得女儿嫁到人家那边，就是人家的人了，娘家这边就不该干涉了，签字什么的都应该人家来”。另一个女人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如果是我女儿生孩子，我必须到现场去”。出身于前者的原生家庭，对自己的生命都有些冷漠，怎么可能对女性权益重视。有人认为，生孩子不就是掉一块肉的事情，女人都要经历，没什么大不了，忍忍就过去了；各种婆婆因为医保不报销、影响二胎生育、顺产优于剖腹等各种奇葩理由，对儿媳生育方式横加干涉的，这些都已经见怪不见。
从本质而言，夫妻本是一体，应该彼此关爱、互相负责。但中国的婚姻中掺杂了太多家庭因素，甚至女性被认为是家族的附属物，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必需品。尤其是农村妇女，往往随丈夫生活在村子里，独立性普遍较差，有的沦为生育的工具。即便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女性，抑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也有生儿育女的时刻，也要把生命选择权交付在他人手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这显然并不公平，也不合理。另一方面，有的男性虽然生理上成年了，但心理上还是妈宝，对母亲的决定无原则的言听计从，指望丈夫显然成为奢望。现实中，碰上渣男或不顾儿媳死活的事儿屡屡发生，人性的丑恶面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体现的更淋漓尽致。
言归正传，口口声声喊着女性有生育的权利和不生育的自由，但落实到操作层面，女性却无法决定自己子宫采取何种方式生产，还要不得不授权给他人决定自己的生死，这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自己的命凭什么由别人来决定？万一所托非人，这不等于授予变相谋杀的权力吗？或许有医院规避风险的问题，但更多是懒政和不作为的问题。产妇生产必须由家属签字这种做法，得从源头上彻底改了。女性有决定自己子宫的权利，生产的具体方法应该由女性本体抉择，这样才符合公平正义程序。
【作者简介】
蔡英辉，男，东吴大学硕士。
（本文转自北大法律信息网，版权属原作者所有。如有问题，敬请及时联系我们。）
